谢其章:张学良资助梁得所办《大众》画报

民国时期的良友图书公司,自1925年创办以来,所出版的图书画报,内容丰富印刷精美,仅仅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就赢得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和信任。1927年,良友公司在陆续出版《中山特刊》《北伐画史》《美术大纲》等大型画册之后,又开始酝酿国内巨型的画册。1930年4月底,良友公司隆重推出空前的摄影画册《中国大观》,画册尺寸:321×230×40mm,重量:2330克,封面和封底采用深褐色,厚皮烫金字,三面刷金,中英文说明,彩色版30页,铜板纸精印。画册收录了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我国的美术、政治、军备、教育、农工商、交通、名胜、都市、建筑、家庭、妇女、儿童、体育、电影、戏剧、社会共十六类照片千余张,由伍联德、梁得所、明耀五、陈炳洪历经数月的编辑工作,于1929年年底编成此册。北平城外1929年11月,良友公司开始为《中国大观》大造声势,从第41期至44期的《良友》画报,整版刊登《中国大观》的宣传广告。在第42期《良友》画报上,刊登了这样一则广告:“《中国大观》不是用深奥的文章来空说中国怎样好怎样不好的,文章解说,还是使读者读后生出空中楼阁,唯有《中国大观》全书用照片实地把中国现在的情形表现出来,使读者看了有如身历其境,可为万书丛中空前之巨著。”翻阅《中国大观》摄影画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名人对本书的题赞,为画册题赞的有:胡展堂、谭组安、孙科、孔祥熙、蔡元培、高剑父、张乃燕、刘湛恩等社会各界名流。其后便是发刊旨趣,本文摘取其中一段:“本公司致力出版,历有年所,爰搜集图片,编纂斯书:使外人阅之,知中国前途之有为,不再横加阻障;国人阅知,亦可鉴往开来,不再意存畏葸。是以本书内容,图画为纲,文字为辅,类分十六,图片千余。远至古代文物,近至现今新创,罔不包罗。精华荟萃,蔚为大观!”在编辑之初,主编伍联德就给《中国大观》制定了基调,画册要改变外国杂志上中国小脚女人和吸鸦片的长辫子男人贫困衰弱的形象,在照片的征集和选用上,力求健康的正面的形象,用完美的照片展现中国,让外国人知晓中国前途是有作为的,并以此启迪本国民众。北平未名湖溜冰场北平正阳门大连街景大连商埠码头待运邵卧云摄《中国大观》是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中国社会的缩影,画册十六类的每一类内容还要精细化分,比如美术类细分为:古书、新书、书法、雕刻、古玩、瓷器、摄影、首都;教育类细分为:学校、图书馆、学生生活、学生运动、学生体育、留学生;交通细分为:轮船、铁路、汽车、公路、民船、无线电、航空;家庭细分为:古式家庭、新式家庭、园艺、家畜、婚礼;妇女类细分为:妇女职业、妇女生活、妇女运动、新装、名媛。以照片的形式展示每一类的内容,而且每张照片均用中英两种文字加以注解,图文并茂,一目了然。《中国大观》的副标题是“图画年鉴1930”,也就是说,在该摄影画册出版之前,中国还没有出过一本摄影年鉴,画册的出版正好弥补这一缺憾。在第41期《良友》画报上,刊载这样一段广告:“市上古今书籍,汗牛充栋,而全用图书印刷,表扬一国大观,内容丰富之画集,不敢说绝于后,却敢说是空于前的。良友公司三载经营策划,史克编刊此书,内容之广博,成本之浩钜,印刷之精良,装订之壮丽,诚为空前之大观。得此一书,观览各图,真有如身临其境,坐在家中安然游览全国……”东三省轮船之交通帆樯林立之上海鼓山之胜荷甘乃光摄华北运动会会长张学良与夫人于凤至荒唐滑稽剧“风流督军”黄花岗烈士墓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我国刚刚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除上海、南京、杭州、广州、北平、天津等大城市之外,偏远地区的经济、建设、交通、治安等等仍存在诸多问题:一、偏远地区的交通极不方便,很多地方没有公路只有崎岖不平的泥土路,旅行者只能雇用驴车作为交通工具,遇到窄小的年久失修的木桥,还要把驴车拆散,驴牵过桥,轱辘滚过桥,车架搭过桥。最头疼的还不是交通问题,而是偏远地区的治安问题,匪患久治不绝,外来的旅行者有许多地方去不到。二、古今珍品,大都收藏在私人家中,作为个人收藏不是亲朋挚友或报馆的朋友,不愿把奇珍异宝每每展示于人,以照片的形式公布于众,藏家自然乐于接受这种形式。三、当年媒体并不发达,国内政界、军界以及社会各界的名人,民众只闻其名不见其人,久而久之,人们会对某个人的相貌产生异样的猜想,甚至在民间还演绎成神乎其神的传言,画册上刊载的名人照片,观者见到真相,传言不攻自破。四、如果有个别旅行者比较任性,非要亲历游览全中国,其旅差费需数千元,当年一千元钱可以买16000斤上等大米,巨额的旅游费一般人很难支付得起。就是支付得起旅游费,个人或小团体旅行,如果没有当地政府或民间组织的支持,旅途中再遇上劫道的土匪,只能身无分文的讨着饭回原籍了。基于以上四点,花12元钱预订一本《中国大观》,既经济实惠,又规避了旅途风险,起码坐在家中可以较全面地了解中国。《中国大观》出版发行以来,赢得了国内外一致好评,画册的销售量也不错,但主编伍联德并不满意,他认为画册的绝大部分照片是各地报馆的摄影记者或摄影爱好者提供的,其拍摄理念与巨型画册的要求相差较大。尤其在照片后期制作上,各地寄来照片的质量参差不齐,加之照片的拍摄手法各异,画册的精美程度自然受到了影响。通过编辑《中国大观》留下的遗憾,伍联德、余汉生、梁得所突发奇想,如果组织一支良友全国摄影旅行团,进行全国范围的摄影采访,画册的影像质量会有显著的提升。又一个大胆的拍摄计划开始酝酿……三潭映月沈阳兵工厂杏坛颐和园在水之湄南京中山路通车剪彩南开大学图书馆千山青云观全国美术展览会融融泄泄小家庭摄影员与摄影机疏林蔡仁抱摄苏州宝带桥铁路上海总站图书室里的小朋友万里长城之壮观西子湖边雨后钓鱼新式结婚礼压堤桥迎亲时所用的花轿云飞院浦郭锡麒摄浙江石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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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瘦鹃现代着名作家,文学翻译家 图/南方都市报

作为一位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几乎红得发紫”的作家,周瘦鹃集着、译、编于一身。其时,文坛有“一鹃一鹤”之称,指的就是周瘦鹃和严独鹤。严是《新闻报·快活林》的主持人,而周瘦鹃则在《申报·自由谈》当家,两个着名副刊在上海市民社会中皆享威望。自1920年开始编辑《申报·自由谈》,周瘦鹃先后主编、创办或与人合编过《礼拜六》、《游戏世界》、《紫罗兰》、《紫兰花片》、《上海画报》等多种报刊。与其着译相比,周瘦鹃的编辑活动毫不逊色,他所编辑的刊物大多很成功,但并不为人们所熟知的是,周瘦鹃也有过一次并不成功的编辑经历。1926年他应邀主编新创不久的《良友》画报,但仅仅半年后即黯然辞职。周瘦鹃与《良友》画报的这次并不愉快的合作,过程中有很多有意思的内容。
伍联德力邀加盟
《良友》画报创办者是广东台山人伍联德,1926年2月创刊。创刊号采用后来红极一时的电影明星胡蝶作封面女郎。《良友》开局很不错,《良友》公司经理余汉生在《良友十年以来》一文中回忆:“良友出版时,因事属尝试,未敢存奢望,故出版仅印三千册。出版后联德先生即携回港粤谋推销,该报至港粤,亦大受欢迎,故即以电来嘱再版二千,其后续又再版二千,皆于印就后数日内全部销去,无一存余。”首印即行销7000册,非常不错的成绩。
《良友》画报从创刊到第四期,由伍联德兼任主编。但《良友》公司主业并不是这本画报,而伍联德也想腾出更多精力在图书出版业务上。因此,当《良友》画报一炮打响,杂志逐步走入正轨,伍联德便开始酝酿另聘高手主持编辑《良友》画报,以便他腾出手来从事其它的出版计划。在自己主编完第四期《良友》后,伍联德聘请当时上海最有名望的周瘦鹃继任主编。
伍联德如何说服周瘦鹃加盟,中间细节不得而知。1926年6月15日,周瘦鹃宣告就任《良友》画报主编。他在刊物上发表《向读者诸君说几句话》,正式宣告就职。“不道那位《良友》主人伍联德君,偏不肯让在下舒舒服服享读者的清福,偏要把那编辑的一副重担,推在在下的肩上。……”在《良友》走马上任后,周瘦鹃很快邀请很多知名的礼拜六派作家如范烟桥、范菊高、郑逸梅、王天恨等人为《良友》投稿,也把自己的外国作品翻译《穿珠集》在《良友》上连续刊登。
伍联德为什么力邀周瘦鹃加盟?从当时情势分析,伍应该是想利用周瘦鹃的名人效应,让杂志更上层楼。其时,周瘦鹃在上海着译编于一身,与电影圈也交往甚密,“几乎红得发紫”,选择了周瘦鹃,当然就可以更好地扩大《良友》的影响力。因此,与其说伍联德是看上了周瘦鹃的编辑水准,不如说他更看重的是周的名声以及他在文化圈所拥有的资源。
但是,周瘦鹃接任主编的《良友》画报,并没能延续伍联德兼任主编时的迅猛势头,《良友》销量并没有迅速增长,口碑也没有如预想中的得到提升。甚至于,这段时期的《良友》画报还常常遭到读者训斥。而周瘦鹃的《良友》生涯也很快结束,半年后他黯然去职。
1927年1月,伍联德起用年轻的新主编梁得所取代周瘦鹃。在《良友》第12期的“编者之页”中,刊物向读者通告了主编的变动,“以后本报编辑责任,全归本公司编辑部担负。”至于主编更换的理由,《良友》的解释是:“因周瘦鹃先生除主编《紫罗兰》《申报·自由谈》等刊物之外,还有不少的着译工作,委实是忙得很的,所以我们不敢再劳周先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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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周瘦鹃 图/南方都市报
更换主编的说法
《良友》画报对于更换主编的解释,是实情,也是一个委婉的说法,要给周瘦鹃一个台阶下,双方好合好散,都不撕破脸。周瘦鹃确实忙。周瘦鹃曾发表过一篇《紫罗兰庵困病记》,有描述他一天的日程:“晨七时至九时,创作、翻译;九时半至十时,访步林屋先生;十时至十一时,到《申报》编《自由谈》;十一时至十二时,到大东书局编《半月》;十二时半至一时半,到先施公司《乐园日报》社,编《乐园日报》;下午两时到六时,参加某老友的婚礼;晚至深夜翻译小说《侠盗查禄》。”这里勾勒出了周瘦鹃的“正常”生活。但是,在就任《良友》主编之前,周的生活状态就是这样,想必伍联德在请周瘦鹃就任主编前对他的忙碌状态也有所了解,对于周瘦鹃不能专心于《良友》画报也应有心理准备。因此,“忙得很”应该不是周瘦鹃离职的主因。
《良友》第四任主编马国亮在回忆录中对于替换周瘦鹃有另一种说法,他在回忆录中说:“周瘦鹃对图片的组织、选用和编排都是外行,同时也实在是个忙人,难以兼顾。绝大部分的编辑工作,还是落在伍联德身上。”意思是说,周瘦鹃的编辑业务能力有缺陷,画报主编不懂图片的选用和编排,能力上不能胜任。这是不是实情呢?
对此,周瘦鹃差不多同期主编的另外一种刊物《紫罗兰》可以作为旁证。《紫罗兰》于1925年12月问世(系《半月》杂志改名,张爱玲的《沉香屑》就是发表在这一刊物上,自此一炮而红),只比周就任《良友》画报主编早半年。《紫罗兰》是一本特别注重形式的刊物,封面追求时髦,版式注重美观,正文插入图案画和仕女画。比如第四卷封面使用厚铜版纸精印三色版大半身时装美人画;第三卷封面在彩色精印的基础上加以镂空等。在内页,杂志也非常善于使用图片,刊载名画、扇面、名人、明星照片、时尚封面美人、私人日常小照等。另外,《紫罗兰》还每期附载《紫罗兰画报》,这本画报在当时也受上海市民追捧。
从《紫罗兰》的办刊情况可以看出,周瘦鹃在“图片的组织、选用和编排”上并不是“外行”。那么,周瘦鹃去职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结合马国亮的回忆“大部分的编辑工作还是落在伍联德身上”,照理,伍聘请周瘦鹃目的之一就是使自己腾出手来从事其他出版计划,那是什么原因让他不能放手、不敢放手呢?从相关资料进行推断,最大的可能就是双方在《良友》的编辑理念上存在分歧和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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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友》第七十九期封面 图/南方都市报
编辑理念的分歧
周瘦鹃在《良友》第8期的《编辑漫谈》里,曾坦陈自己的办刊感受,文章中他说:“俗语所谓公要馄饨婆要面,岂不使做媳妇的左右为难呢。杂志和报章的编辑,也就好似做媳妇,对于公啊婆啊,一一都要迎合。所以在下就一面做馄饨给公公吃,一面又做面给婆婆吃,总之样样都做一些,让大家各爱其所就是了。”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周瘦鹃还是因循以往趣味的、消遣主义的办刊思路,“都要迎合”。所以,在《良友》的文艺作品编辑方面,他主要刊登言情的、滑稽的作品,希望以此来吸引读者。
但是,周瘦鹃的这种办刊思路,与创办人伍联德对于刊物的定位并不一致。伍于《良友》创刊时曾明确表示:“以商业的方式而努力于民众的教育文化事业,这就是我们的旨趣。”意即,虽然《良友》画报要追求商业上的成功,但并不是一份消遣读物。伍的办刊思路从《良友》的继任主编梁得所的举措上可以窥视。梁得所接手《良友》画报后,把画报的目标确定为,“在普遍性的园地,培植美的,艺术的,知识的花果”,并特别强调,“这杂志不是供少数人的需求,却要做各界民众的良友。”梁系伍联德选定的主编,之前毫无名气,伍选定梁,除了慧眼识珠外,应该也有梁能贯彻他的办刊思路的因素。梁得所对于《良友》的定位,应该也体现了伍联德对于《良友》画报所要追求的目标。
加之,周瘦鹃趣味主义的办刊思路,并不受《良友》读者的认可,甚至受到读者的强烈反对。在《良友》第9期上,以四分之三的版面刊登了一封署名“绿江”的读者来信:“短篇文字中如先生的《穿珠集》等好稿不少,可是不见得有好处的稿也不少,如第六期简时雨君的《百闻不如一见》,拖泥带水而无意味,并用‘刁拉妈’等广东下流语,又如第八期绡娟女士的《颤动的心弦》简直是一篇肉麻丑态的淫小说!就看这两篇,已令人不能不怀疑‘半推半就’的淫小说,那么,谁肯把有价值的作品投来?”
伍联德并不希望《良友》只是一本消遣读物,但周瘦鹃却要把《良友》往通俗一路上带,而《良友》的读者又并不认可,因此伍联德的不敢和不能放手也就不难理解了。
另外,在图片与文学作品在刊物中的地位,周瘦鹃也与伍联德的思路不一致。
虽然《良友》画报在伍联德任主编时也刊登文学作品,但伍联德从来没有打算将文学作为刊物的主体,从创刊开始他对刊物的定位就非常明确,以图片为主,文字为辅。这一点从刊物初创时的征稿启事中可以看得很明显。在《良友》的征稿启事中,对图片的征稿标准作了专门的说明:“甲种每幅由一元至十元,乙种每幅由一元至五元,丙种每幅由五角至三元,面积大小价格一律。”而对文学作品则没有专门的征稿说明。孰轻孰重一目了然。
从一开始,伍联德对《良友》的定位就是以图片为主,办成一份综合性的画报。看伍联德主编的前四期《良友》,虽然内容芜杂,但以图片为主的特点呈现得非常明显。伍联德对于《良友》“画报”的定位,也成就了后来《良友》的地位。
而周瘦鹃以小说成名,加之长期编辑报纸副刊和其他文艺刊物的经历,他很自然地对文学高看两眼。更何况,在他以往的编辑经验中,趣味主义的文学内容往往能够受到读者的欢迎,使一份刊物获得成功。因此,在他接手《良友》杂志后,他有意识地加大了刊物中文学的分量,从文学作品的数量来看,《良友》第5期就刊登了近十篇文学作品,第6期将目录版面用“图画”、“文字”作上下两部分均分,大有将文学作为《良友》半壁江山之企图。此后,文学内容逐期增加,到第8期达到顶峰,刊登的文学作品近十篇,皆是礼拜六派作家的作品。
将《良友》杂志变成一本“类礼拜六”刊物,这是伍联德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即便这能获得商业上的成功。更何况,周瘦鹃的这种编辑方法并没有获得成功,《良友》在其主持期间徘徊不前,发行量和刊物名气都没有获得预想的效果,伍联德的换将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周瘦鹃社会事务多,不能专心《良友》的编务,虽然是实情,但并不是他去职的主因。即便周能专心编辑《良友》,他迟早也会被取代,因为他与创办人伍联德在刊物定位、办刊理念上存在太多的分歧。而从《良友》后来的发展来看,伍联德及时换将的选择无疑是正确的。(作者:郑焉乾,媒体人,着有《乱世浮生》等,现居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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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画报 图/东方早报

关于梁得所这位现代画报先驱,我写有多篇介绍性文章,没有想到这些粗浅的介绍竟然被多家网络中文搜索引擎编入“百科词条”,我对它对,我错它错。搜索引擎只图方便,鲁鱼亥豕阁下自辨。
梁得所因主编《良友》画报而于出版史留名,也正是由于在良友工作期间结识了张学良将军,而给我们留下一段特殊的文武佳话。
很早在读姜德明先生文章《梁得所与〈猎影记〉》时,注意到其中一段:“自这次访问后(指1932年梁得所率‘良友全国摄影旅行团’在北京拜访张学良),张学良与梁得所建立了良好的友谊。当梁得所脱离《良友》,张将军曾赞助他一万元去办《大众》画报。《大众》失败后,张学良又支援他三千元,另谋他策。”
当时我在这段话下写了几个字“这个资料来自何处?”以后我在写梁得所及《大众》画报时,经常引用张学良赞助费“一万元”这条材料。
1932年是“九一八”事变的次年,张学良刚刚被马君武的《感事近作:哀沈阳二首》“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阿娇舞几回”奚落得够呛。张学良没有想到几年之后等待他的将是长达半个世纪的囚禁生涯。梁得所也预料不到自己只有六年光景好活。
插一句,张爱玲曾经写有张学良传记,书稿名《少帅》。
不管以后吧,1932年秋光普照北国大地。三十一岁的少帅和二十七岁的画报奇才相遇相识。
1933年5月,梁得所完成了“良友全国摄影旅行团”的使命,征尘未洗,甚至连这次摄影旅行的大成果《中华景象》都未及看到,就已经做出了一个决定:离开良友,另辟江山。这年8月第七十九期《良友》画报刊出了梁的辞职启事,和良友公司的启事。公司一方称梁“另有高就”,略显不满,也不大通人情。我觉得梁得所上一年9月带团出发的时候不会想到辞职,旅行七个月亦无暇考虑辞职,而5、6、7三个月到底发生了什么变故使梁得所萌生去意,现在只有梁得所同事马国亮的一种说辞。后来发生的事情验证了马国亮的说辞。对于良友公司甚至梁得所本人来说,分手毕竟是不幸的事情,但是对于中国画报史来说,分手倒产生了一本名垂现代文化史的《大众》画报。《大众》虽然如同它的创建者梁得所的生命一样,是那么的短促,但是天际恒河中最耀眼的往往是一瞬即逝的流星。
梁得所卸了《良友》编务之后,旋即与好友黄式匡组建大众出版社,并于1933年11月出版《大众》画报创刊号,而一年前此时,梁得所正奔波于北方大地。1932年10月出版的《北洋画报》刊有摄影旅行团及梁得所的报道,尤为珍贵的是竟然还有一张梁得所坐在骡车上面的照相,看到这张照片,我内心忽然涌上一种欲哭无泪的情绪。报道的标题是《记抵平之良友全国摄影团》,内称“该团现寓青年会,所占者为一○二董事室,因青年宿舍现无余室也”。“北画”记者眼中的梁得所:“梁年三十许,身体瘦弱,而有不畏跋涉之精神。”记者还问“彼等四人是否备有防身之武器?”梁得所说:“不携武器损失不过财物,有武器则生命或且将有问题,所以并不曾携带武器。”真是有意思的回答。梁得所在北平访问的大人物中有吴佩孚,“北画”也有报道:“《良友》之总编辑梁得所来平,欲一晤吴佩孚,期得其最近之照像与谈片,托记者设法。因于三日前与梁同赴什锦花园吴斋。”梁得所留下的材料太少,我是“梁迷”,久居北京,所以见到有关他的文字就不愿意放过。
终于被我逮到了一篇关于梁得所的硬材料(不但清楚了“一万元”的来历,而且额外获读张梁交往的诸多细节),如果有谁写作梁得所生平绝少不了这个材料。之所以说是“硬材料”,因为材料提供者是梁的同乡、同学、还是梁入良友公司引荐人,——明耀五。时间上也硬,——梁得所1938年8月8日病逝,明耀五的文章写于当年9月。
关于明耀五,初创期《良友》有介绍:“明君籍云南腾冲县。十四岁时,父官滇南剥隘,随之任所,因赴粤就学,计在粤八载,先后入培英中学岭南大学等校,在校以能文蜚声,曾历任各种刊物编辑。去岁五卅后,北京开办今是学校,君应聘北上。今夏南旋,即肩编辑中山特刊之任。自辑以至付印,皆亲手自理,广览他籍,博考群书,虽一字之征,未尝假手他人。谓之撰者,实不为过。编辑期内,每过夜午始息,又务求确实,遇有误点,虽已编妥亦必不惮烦劳,加以改订。事竣后,因以刊登照片于良友为请。君以编纂该刊,纯为崇敬孙先生之念而发,雅不欲藉此以沽名。坚请始允。想阅者亦将引为幸也。”
明耀五说明是他介绍梁得所来良友的:“他亦下了决心,宁愿偿还,只等事情定了便离开齐鲁。我当即和良友当局的商量,他们考虑之下,答应要他来助编良友画报,月薪三十元。我立刻回信,不久他到良友了。这是他入画报界之始,也是他一生的大转变。那时良友画报请有名誉编辑,他做了实际编辑,并不具名。次年,辞退了名誉编辑,由他负完全责任,编辑者也就改用了他的名字,这样一直过了七年之久。”
关于张梁交往,明耀五也知之甚详,现简短节录。
一、张学良曾约梁得所去做事,但是梁得所觉得如去做事,便有了统属关系倒不如在野做个朋友来得清高。
二、梁得所组织大众出版社,去找张学良谈,张学良帮他一万元,也无所谓股份,总之助其成事就是了。
三、与梁得所合办大众出版社的那位华侨当初说得资力如何雄厚,后竟是空的。不久资本便用完,连梁得所在良友公司几年的积蓄也用进去,依然不够。这时梁又病了一场。病后去过汉口一次,张学良对梁非常客气,招待他住,请他吃饭,派汽车接送。梁向张报告大众出版社实情,请其维持。张学良说:“你身体不行,不必过份努力,我看你不如出国去休息几时,并且到国外确可开开眼界。”并付给梁得所三千元制装费。
四、回到上海后,梁得所禁不住黄式匡的怂恿,又把三千元的制装费全数奉出。大众出版社负债很巨,这个数目仍不过是杯水车薪,不多久又已用完。黄式匡又命梁得所往汉口作秦庭之哭。
五、梁得所将出版社情形大略跟张学良说了,又老实告诉张学良制装费已挪去应急了。张学良说,我对这些事不甚了了,我来介绍个朋友替你通盘打算一下,再定方针。这个朋友即张的机要处长。
六、明耀五与梁得所商量后决定:不能再相信黄式匡了,任由出版社自生自灭吧,不能“再失败对不起人”了。
我以前写《大众》画报,有过如下的段落:
前面说到方雪鸪画了前四期的封面,而自第五期至终刊的十五期封面画,则改由梁得所聘来留美画家梁韬云主笔。梁韬云的资料非常之少即使今天互联网时代,敲进去这个名字,竟没有一条相关网页。这位梁画家有一张玉照留在《大众》上面,与梁得所的相貌有大的不同,原先我还乱猜他们沾亲呢。曾任《大众》美编的黄苗子后来回忆说:“当时,两个大的‘小托拉斯’,一个邵洵美的时代图书公司,还有一个广东帮——以梁得所为首办的大众出版社。我是广东人,梁得所就找我到他的大众出版社办一个叫《小说》半月刊”。
由于梁画家远居美国,所以每期的封面画他俩要提前三个月就定好主题画什么,梁得所写道:“在三个月之前,写信给留美画家梁韬云先生商拟本期封面的时候,预算八月是五谷蔬果成熟的时令,于是取‘丰收’为题材,画成这期的封面画。”我很佩服两位的敬业精神及办事之干练,合作十五期居然没有一次脱期,封面“开天窗”可是天大的事故。
第十七期有横跨两个页面的介绍《封面画的来历——梁韬云君对美术严格的研究态度一斑》,这也许是吾国图书装帧史仅见的关于封面画制作过程的详尽图文,洵为珍贵之艺术资料。
现在我得感谢明耀五给出的答案,原来梁韬云就是梁得所的哥哥梁得云——“他在汉口还住了两天。告诉我同珍小姐的恋爱经过,双方非常了解,不致因事业的成败而变卦……还谈到他的长兄得云。当《大众》出版后,得云由美国画封面画回来,每次都说明阴阳及用意,谆谆不倦。在美曾开照相馆,本定回国共同办理《大众》,已行抵旧金山,因大众情形不稳,遂又中止回国。”
张学良与梁得所同是悲剧人物,梁的结局似更悲凉,只活了三十三年的生命,尚不及张学良的三分之一;那位珍小姐因与梁得所聚少离多,移情别恋竟然与梁的朋友订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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