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勃:这是我小有斩获的一年

两年前如果有人问我,中国摄影学会(中国摄影家协会的前身)最早创办的刊物是哪一份?我会不假思索的回答是《中国摄影》杂志,自从收集到这套《中国摄影学会通讯》之后,现在我的答案改变了。1956年12月19日,中国摄影学会在文联礼堂召开了成立大会,1957年1月5日,学会又召开了第一届常务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纪要第三条提出:“依据勤俭节约、逐步开展工作的原则,学会根据当前工作的实际需要情况,决定先设立办公室、编辑部、展览部、创作辅导部四个工作部门。”学会办公室的主要职能是处理日常会务,进行内外联络,担负会员管理及发展新会员的具体工作,除此,还负责编辑《中国摄影学会通讯》。1957年2月15日,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中国摄影学会通讯》终于创刊,这是一份内部的不定期的摄影刊物,只限于发给会员。通讯把学会文件、会议纪要、工作计划、摄影消息、会员动态、经验交流、群众来信及时通告给每一位会员,在资讯并不发达的年代,通讯是学会与会员之间联系的一条纽带。在《中国摄影学会通讯》第一期上,发布了“《中国摄影》创刊号的稿件已交到北京美术印刷厂,估计四月下旬可以出版”的消息,也就是说,《中国摄影学会通讯》比《中国摄影》杂志创刊时间早了两个月。陈勃把国际上获奖的奖杯捐赠给学会的史料陈列室在《中国摄影学会通讯》第三期上,公布了第一届常务理事会第三次会议批准的59名会员名单,在这份名单中,我们熟知的摄影家有:丁陞保、刘光华、孟庆彪、吴中行、陈葭生、袁毅平、马椿年、季连波等人。这批会员是学会成立之后批准的第一批会员,但不属于创会会员,创会会员是出席中国摄影学会成立大会的全体代表,后经学会第一届常务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审核,认为他们均符合中国摄影学会章程规定的会员条件,会议决定批准104名代表为首批会员。换句话说,1956年12月19日,出席学会成立大会的104名代表是学会的第一批会员;1957年4月25日,学会第一届常务理事会第三次会议批准的59名会员是学会的第二批会员;同年5月30日,学会第一届常务理事会第四次会议批准的32名会员是学会的第三批会员,以此类推……在《中国摄影学会通讯》第12期上,发布了“《大众摄影》7月20日创刊”的消息,还刊载了“对大跃进影展的看法讨论专辑”。第13期通讯发布了“征集中国摄影历史资料启事”,张印泉、刘旭沧、郑景康、蒋汉澄、黄仲长等同志捐赠老式的摄影器材,石少华同志想方设法征集到了白求恩使用过的相机;薛子江、徐咏雪、陈勃、扬子颐等同志捐赠了珍藏多年的获奖证书、奖章。值得一提的是,在布达佩斯国家通讯社新闻图片展览会上,陈勃的“雨越大,赶紧越大”作品荣获一等奖,银质的奖杯刚拿到手,还没捂热乎呢,他就把奖杯捐赠给学会的史料陈列室。从第24期通讯开始,通讯刊头的“中国摄影学会”六个字,由原来的宋体,改为毛泽东的笔体。《中国摄影学会通讯》由中国摄影学会办公室编印,陈勃为主编,学会办公室工作人员秦淑兰为编辑。通讯为32开本,创刊号印制了200本,除了发给创会会员之外,剩余部分发给相关单位和摄影爱好者,新生的中国摄影学会队伍不断壮大,通讯的印数也随之不断增加。原中国摄影学会办公室主任(兼)陈勃(左)与赵俊毅合影学会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陈勃为了把通讯办好,紧紧依靠会员们的力量,编辑秦淑兰也及时把会员的心声刊登在通讯上,时间一长,通讯与全国各地的会员心心相映,这份刊物也就成为会员们发表意见、交流经验的园地。上世纪60年代初,由于国内遭遇自然灾害,纸张极为缺乏,《中国摄影学会通讯》发行至1960年6月30日的第27期后,被迫停刊。

中国摄协顾问陈勃于2015年12月20日在安徽黄山突发急病,经抢救无效离世,享年90岁。听闻这个消息,摄影界都非常的吃惊和痛惜。回忆起陈勃老师,我的脑海中都是他爽朗的笑容和健硕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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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前,我所在的中国摄影报派我前往承德采访,恰好于陈老一路同行,当时他已是80高龄,但我丝毫看不出他年事已高。在几天的外出活动中,我几次都跟不上他的脚步。他开玩笑地对我说,如果咱俩跑步,你还未必能跑过我呢。2009年夏天,我去陈老家采访,陈老和老伴儿丁补天奶奶热情地接待了我。采访期间,谈及自己的经历,他笑着说自己是当年从农村到城市,是土包子进城。这话把旁边的丁奶奶都逗笑了。丁奶奶还给我准备了水果和巧克力,我惊奇的发现,那巧克力和我十年前一个美国朋友送我的是一个品牌。采访结束的时候,丁奶奶一定让我带几块巧克力回去,更令我没想到的是,她拿出崭新的丝袜送给我说,女孩子不能总露着腿,对皮肤不好,还是要穿丝袜的。这样温暖的爱护,让我想起我去世的奶奶。

《摄影工作》是“新中国之后”的第一本摄影刊物。为什么要强调“新中国之后”,是因为在之前的1922年,广州出版了我国第一本摄影刊物《摄影杂志》。此后,上海相继出版的摄影刊物有:《摄影学月报》、《天鹏》、《中华摄影杂志》、《晨风》、《华昌摄影月刊》、《飞鹰》、《摄影画报》等,八一三事变迫使这些刊物停刊。解放战争时期,在上海出版的《中国摄影》,亦于解放前夕停刊。唯有华北军区政治部华北画报社出版的《摄影网》,跨越了新旧中国。而《摄影工作》是新中国之后创刊的第一本摄影刊物。

我很佩服陈老清晰和记忆力,这让我后期整理采访录音时,没有费多少时间。我记得陈老对我说,小曹,你整理完,需要什么照片就告诉我,我给你发邮件,如果文章中有你需要我确认的地方,也可以发邮件告诉我。听到陈老这样说,我心里一是有些意外,意外的是,年事已高的陈老还能通过邮件的方式与外界交流,但更多的,是由衷地感谢陈老对我的信任。

1950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设置新闻摄影局,任命萨空了同志为局长。当年4月份,新闻摄影局下属部门的各项工作正式展开。11月11日,《摄影工作》杂志筹备会,在新闻摄影局摄影研究室召开。出席单位有:全国总工会中国工人画刊社、解放军画报社、摄影网、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新闻摄影局等单位的代表。

这些年,我常在一些活动中见到陈老和丁奶奶的身影,他们二老总是面带笑容,友善待人。这让小辈的我们深受感染。当听到陈老去世的消息,内心非常难过。现在,重新翻开当年采访陈老的文章,那些和陈老相处的点滴又涌上心头。愿陈老一路走好。

本次会议由石少华主持。大家认为要集思广益,把《摄影工作》杂志搞好,并籍此通过各个单位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使它对大家的工作有所帮助,因此,成立了摄影工作编辑委员会。经大家研究决定,由下面9个单位组成: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新闻摄影局、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电影局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影科、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委员会总政治部解放军画报社、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委员会总政治部解放军画报社摄影网、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摄影科、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工人画刊社、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北京大学摄影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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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委员13人:丁聪、石少华、朱
、狄源沧、杜万英、吴群、吴寅伯、陈勃、陈正青、侯波、张印泉、贾化民、郑景康。秘书:郑若闲。并选出执行委员3人:石少华、张印泉、丁聪。由郑若闲为执行编辑。会议还决定了《摄影工作》的内容和篇幅。内容分:理论技术,工作指导,业务联系三方面。稿件容能量约各占三分之一。其它有关专题研究而文字较长之稿件,则另编入摄影丛书。

陈勃1949年用过的德国相机Welta,至今还当宝贝一样珍藏着。

《摄影工作》在筹备了4个月后,于1951年3月终于与国内广大摄影工作者见面了。在发刊词上有这样一段话:“今天中国的摄影工作者人数虽然不多,但是结合在一起却是一股不算小的力量,只以缺乏强有力的组织领导,结果陷于各自为战,盲目探索,因而削弱了他们的贡献。又因为缺乏学习,他们在工作中常有力不从心的苦闷,往往面对着伟大的事迹感到手足无措。这是使摄影工作落在了实际要求后面的两个因素。”基于上述原因,在新中国之初,《摄影工作》的及时创刊,彻底结束了我国摄影工作群龙无首的局面。此刊还强调了两项任务:“一、它应当成为全国摄影工作者相互了解情况密切联系的媒介。二、它应当成为全国摄影工作者相互研究讨论提高自己的政策和技术水平的园地。”

1949年,全国解放的硝烟还没散尽,伟大的新中国建立了。对我而言,这一年可以说是从事摄影以后最忙碌、激动、忘我、并且小有斩获的一年。蓦然回首,我依然很兴奋。有四件事情让我迄今记忆犹新!

土包子进城·“发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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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的陈勃

1949年的四五月份,华北总工会领导跟我说:“陈勃,咱们工会接收了一个日本人劳工所仓库,里面有照相器材,你要不要去看看?”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摄影器材,但听到消息,我还是兴奋地马上去看了。

那是一所洋房子,窗户紧闭,里面的物品杂乱无章,灰尘满地,在一个角落里,哇!几千个胶卷扔在那里。胶卷的牌子有樱花和富士,都是120胶卷,还有一盘一盘成盒的相纸,与120胶卷宽度和长度相配,是专印120底片的,这是当年日本人给劳工拍照用的。此外,还有配好的一套套显影药。好家伙!那么多的胶卷,我兴奋极了。当即拿了几十个胶卷回到单位。噼里啪啦地开始试拍。白天拍完,晚上自己冲洗。那会儿,华北总工会一共二三十人,我把总工会上至主席,下至炊事员,都动员起来照相,拍完别人拍自己。几十个胶卷,没费什么劲就拍完了。那会儿没有放大机,就用玻璃板夹住印小片!试用之后,我觉得这些过期胶卷和相纸还都可以用,但这么多的胶卷,一时怎么能用完,领导决定将大部分卖给天津的照相馆,只留了一二百个胶卷给我使用。尽管如此,我觉得自己已经发大财啦!一下子拥有这么多胶卷,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战争年代,刚拿相机的时候,胶卷少得可怜,技术上也不成熟。而现在,有了这么多的胶卷,又试验性地拍了很多,还学会了暗房洗印操作,摄影技术算是提高了一大步。

首次给毛主席拍照·“要!要!要!”

五六月份,华北总工会在天津召开华北职工代表会议。我是参加这个会议的工作人员,拍了刘少奇同志作报告等场面。除了拍照,我还要参与布置会场。7月,会议还没开完,得到上级通知:全体代表集合,到北京去。那会儿,没有人告诉我们去干什么。一两百个代表来到了北京,住在前门打磨厂的一个小旅馆里,到了那里,才知道是要等待毛主席的接见。当大家得知是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要接见我们,人人都兴奋得像过年的孩子一样。

一天下午,我们集合上了车,开到西郊的双清别墅,大家排着队,每个人都很激动。要知道,毛主席在大家心中是那么神圣啊!这一次,毛主席要接见工会代表,自然让每个人都感到无比的光荣。我拿着那架从哈尔滨买回来的相机,带着从天津缴获的胶卷,跃跃欲试。时任工会领导的李立三同志带队,几个代表举着锦旗,在接见的时候,把锦旗送给主席。当时的情况我都拍了下来。由于时间很短,我噼里啪啦地只拍了两个胶卷。回到天津后,我马上冲洗,然后与天津日报取得联系,问他们是否需要毛主席接见工人代表的照片。他们连声说:“要!要!要!”于是,我把照片送去,他们出了一版画刊。可惜的是,这一版画刊没有保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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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开国大典·什么样的姿态都有

1949年,我从天津的华北总工会合并到了北京的全国总工会文教部工作。开国大典的时候,我有幸作为全总的记者,参加了这次盛典。那天下午3点钟,大典开始。当时,天安门广场上的摄影记者可以随意走动,没有固定的位置。因为以前没有搞过这么大的活动,没有什么规定和约束。游行队伍从天安门东面的三座门进来,再从西面的三座门出去。广场也不像现在这么大,南侧两边似乎还有围墙和树,广场是半包围式的。我们就在广场中间,受检阅的队伍来了,记者就让开,待队伍过去了之后,再钻到游行人群中间拍照。有的记者为选角度,想拍到天上有飞机、地面有游行队伍的画面,索性躺在广场上仰摄。总之,什么样的姿态都有,为的是拍到理想的好照片。

第二年国庆广场庆祝时,有关部门感觉记者的采访太乱了,第三年就开始整顿规范:除了天安门城楼上的记者外,分为天安门场内和场外记者。广场内的记者还要定位,不能乱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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